1969年2月22日，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乔治·罗博来到北京上任。3月初的一天晚上，外交部的两位副部长姬鹏飞和乔冠华在北京台基厂国际俱乐部设宴，为罗博接风洗尘，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首席馆员、公使衔参赞泽契·阿果利也应邀赴宴。
姬鹏飞
这天宴会的气氛非常热烈，宾主频频举杯，觥筹交错之间，欢快异常。乔冠华早在30年代就有“酒仙”的雅号，当晚更是酒逢知己千杯少。罗博刚到北京上任，还比较克制，不敢喝多，人高马大的阿果利却显得非常活跃，他摆出一副“男儿踢球、英雄喝酒”的豪迈架势，和乔冠华、姬鹏飞拼起了酒。
不过阿果利的酒量显然不如乔冠华和姬鹏飞，几个回合下来，他就抵挡不住，还跑到卫生间吐了好一阵子。宴会结束后，喝得醉醺醺的阿果利用湿毛巾擦了擦发烫的脸，然后步履蹒跚地钻进了自己的小轿车，当他手握方向盘、脚踩油门时，还瞪着发红的眼睛，向乔冠华告别：“乔，下次再较量……”
乔冠华
酒后驾车，当然要出事。当阿果利开车行驶到灯光较暗的建国门外大街时，撞到了一名骑自行车的中国工人，这名工人当场死亡。阿果利面对一滩血泊，望着被他撞得如麻花般的自行车，他傻眼了，酒也醒了一半……
阿尔巴尼亚最高领导层听说阿果利闯祸的事后，立即下令调他回国，他在中国短暂的外交生涯就这样仓促地划上了句号。
姬鹏飞的宴请活动及阿果利开车肇事的情况自然都上了外交部的值班简报，不过简报的编辑避实就虚，把车祸起因等要害问题都一笔带过，所以周恩来看到简报后，并不知道此事的前因后果。3月23日，周恩来在北京饭店会见罗博时，只是就事论事地说：“交通事故总是难免的！”
当时在场担任周恩来翻译的范承祚心里很不平静，他也参加了此前的宴会，他认为自己作为目击者，有责任向不清楚情况的周恩来补报此事。范承祚的想法得到了外交部值班室同事的支持，他写了一份简报，通过值班室报给了周恩来。
得知事情真相后的周恩来大怒，他马上召集姬鹏飞、乔冠华等人开会，并严厉地批评他们说：“你们事后为什么不立即报告？如果我处在你们的位置，就会专门要一辆车陪送阿果利公使衔参赞回外交公寓，怎么能让人家醉酒后驾车回去呢？阿果利是在中国，又是我们的客人，所以出了事，责任主要在我们，作为外交官，特别是你们几位领导同志，喝酒一定要有节制，喝多了容易误事！”
周恩来批评完以后，语气缓和了下来，他再一次重申了外交部60年代初制定的外交人员有关规章守则：各种外交场合，我外交官饮酒不得超过自己酒量的三分之一……
虽然周恩来非常生气，但他依然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此时有人批评乔冠华是在家里没酒喝，才会趁机大过“酒瘾”，乔冠华委屈地辩解说：“不是这样的，我在家有茅台喝！”
周恩来也向“发难”者摆摆手说：“话也不能这么说嘛！”
周恩来
3月28日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再次接见了罗博，闯了祸的阿果利也在其间。周恩来向罗博严格地剖析了自己：
我从1925年到1965年，喝了40年的酒。我喝酒也是有教训的，主要有四次：第一次是1925年在黄埔军校，那时是搞统一战线，蒋介石的军官们因为我结婚要我请客，灌了我；第二次是1938年在武汉，也是搞统一战线，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前黄埔军校的我的学生灌了我；第三次，在重庆还有一次；第四次是1954年日内瓦会议前夕，赫鲁晓夫在莫斯科灌了我。所以我在1965年就下了决心，把饮了40年的酒戒了。
此时周恩来又对一旁低头不语的阿果利说：“多喝酒，既伤害身体，又会造成政治错误……”一番发自肺腑的话，说得阿果利心头热乎乎的。
周恩来喝酒
最后周恩来再三向罗博表示，此事主要责任在我外交部有关负责同志，因车祸不幸死亡的工人同志善后事宜由中方负责处理，也请阿方外交部不要处分即将回国的阿果利。
5月1日晚，当周恩来得知阿果利和夫人将在第二天离开北京、转道上海回国时，他马上命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外事组在上海虹桥机场挽留阿果利夫妇，外交部派乔冠华和范承祚飞赴上海，接待并陪同阿果利夫妇在上海和杭州游览一周。周恩来这一充满人情味的安排，使得灰溜溜悄然离京的阿果利多少得到些许慰藉。
1976年，当阿果利得知周恩来去世的噩耗后，他赶到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馆，在周恩来的遗像前肃立良久，泣不成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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